恐怖电影的百年历史

平静的湖面上

恐怖电影总能反映出人类内心深处的恐惧与焦虑。

黄昏时刻，我们从水下看到女孩在僻静的海滩边游泳，太阳和大海之间形成一道剪影。她就像是在日落前的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游泳的美人。当镜头从下面靠近她时，两个阴险的低音符奏响起来。
她察觉到了什么，似乎腿被拉扯了一下，她立刻感到不妙，面容显得极度恐惧，当腿被再次拉扯时，她被短暂地拉到了水下，这让她感到万分惊恐。她尖叫着，但她的男友在几英尺远的海滩上睡着了，听不到她的声音；她试图游到安全的地方，但不知道该往哪里游。她在水中被甩来甩去，一次又一次地被可怕的东西拖入水下。最后，随着一声可怕的尖叫，她消失在水面之下。
1975年的《大白鲨》（Jaws）中这段遇害过程发生在短短40秒内，但当这40秒结束，观众对海滩是某种度假场所、以及现代文明可以保护我们等这些幻想统统都幻灭了。古老的大西洋旅游胜地阿米蒂岛是《大白鲨》的拍摄地，代表着美国梦的希望与繁荣。但是，如果一条鲨鱼能在那里狼吞虎咽地展开大屠杀，也许这暗示了，美国梦并不那么美好。
《大白鲨》因一手创造了 “暑期档大片”的电影制作模式并永久改变了人们对鲨鱼的认知而闻名于世，但它最真正的的遗产是对鲨鱼本身的隐喻：无所不在的黑暗潜伏在人的心底，并提醒着我们，永远不会真正的安全。
从20世纪20年代被广泛认为是第一部恐怖片的《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开始，最好的恐怖片就像一面黑暗的镜子，通过叙事的镜头把我们自己的恐惧反射到我们自己身上。它用寓言和象征来代表各种社交恐惧症、结构性压抑和共同的焦虑。正如我们对这类故事的解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一样，我们与恐怖片的关系也会发生改变。例如，树林里的恐怖人影可以代表各种各样的东西，这取决于谁在看它，以及在何时看它。
这就是为什么历代恐怖电影都可以作为人类发展的日志，记录文明面对来自人类本身和超自然怪物的恐惧——对战争的恐惧、自然的恐惧、灭绝的恐惧等等。史蒂芬·金（Stephen King）在1981年出版的关于这一类型的非虚构书籍《骷髅之舞（又译：死之舞）》（Danse Macabre）中写道：“我们编造恐怖来帮助我们应对真实的恐怖。”。“凭借人类无限的创造力，抓住了分裂性与破坏性极强的因素，并试图将其转化为自我解构的工具。”
如果说恐怖电影能帮助我们大声说出内心的恐惧，那么回顾一百年来那些具有深远影响的恐怖电影，其展示了人类无论是出于好或坏的何种目的，不断尝试与自己和解的过程。
战前：怪兽和我们内心的怪兽

尽管恐怖类型一直是民间传说、童话与都市传说中突出的主题，但恐怖的这一流派可以说是在1764年随着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奥特兰多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的出版而开始的，这是第一部哥特式恐怖小说。故事充满了同性恋的象征主义与奇怪的、超自然行为，今天常被解读为作者与性斗争的外在表现。从它出版的时候到今天，恐怖电影包含了内心的害怕、恐惧、羞耻、焦虑的元素，然后将其赋予某种形象。有时我们可以克服它们，但有时它们战胜了我们。通常，这些“怪物”变成了像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这类普通人，在恐惧同性恋的社会中，挣扎于他的同性恋身份的故事。
什么可以让一个普通人变得“可怕”?这个棘手的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恐怖电影的核心主题，在电影制作的最初几十年里，这也是恐怖片创作者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在整个好莱坞，这是一系列备受喜爱的恐怖电影的主题之一，世界大战前，许多恐怖片由环球影城制作，由贝拉·卢戈西(Bela Lugosi)、波利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老朗·钱尼(Lon Chaney Sr.)和小朗·钱妮(Lon Chaney Jr)等名人所扮演。
恐怖专家、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电影教授里克·沃登(Rick Warden)指出：“这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中惨淡恐怖和死亡人数的间接反应。”沃登说，许多伤痕累累、毁容不堪、精神受到创伤的老兵的经历都被改编成了怪物电影——例如，1925年老朗·钱尼出演的《歌剧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恐怖包含了一种内在的恐惧与害怕，羞耻和焦虑的元素，被外部化并赋予某种形象。有时我们能够克服它们，而有时它们则战胜了我们。

或许没有哪部电影比1932年托德·布朗宁 (Tod Browning)的《畸形人》(Freaks)更能充分表达这种焦虑了。电影讲述的是一群杂耍演员被一个迷人且邪恶的女人剥削的故事。《畸形人》是电影中营地美学的早期例子，成为恐怖电影的两个基石，分别是“同性恋被社会排斥、以及观众对影片中表面上的怪人和不合群者比银幕上的其他人更感同身受的内心期望”。
对战争可怕的强调，是对战争本身的强烈的反应。沃登（Worland）说：“当时人们对科学技术也持怀疑态度，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20世纪的现代战争。”。“这次战争潜艇、机关枪、坦克第一次全部被广泛使用。”1931年，詹姆斯·怀勒（James Whale）改编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讲述了一次科学实验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进而导致的道德故事，可以说体现了那个时代对科技的不安，这一主题在二战后的恐怖片中显得格外突出。
伴随着对科技的怀疑，20世纪的美国人，竭尽全力去应对工业进步的新时代对生活的冲击。与现代性本身不同，许多最受欢迎的电影融合了旧世界和历史元素。例如，30年代的《木乃伊》（The Mummy）（1932）、《德古拉》（Dracula）（1931）和40年代雅克·特纳（Jacques Tourneur）的《豹族》（Cat People）（1942）中的主人公都是来自 “古老”世界的现代移植者。尤其是《豹族》（Cat People）——一部带有悬疑场景的黑色恐怖片，影响了希区柯克和其他许多电影人。在这个时代有一个非常反常的“怪物”：一个名叫艾琳娜的年轻漂亮金发女郎，她害怕自己的倒影。作为一名塞尔维亚女裁缝，她带着女巫和猫人的扑朔迷离的故事逃离自己的命运，当她定居纽约并找到爱情时，她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诅咒。
“你现在在美国，”她的未婚夫曾一度告诉她。“你很正常。”在美国，或者至少在美国的恐怖故事中，“正常”总是与噩梦相去甚远。但《豹族》（Cat People）中的噩梦比典型的现代焦虑更深刻；在图纳尔（Tourneur）的纽约景观中，即使你自己的影子也可能伤害你。
换言之，到了世界大战的末期，仅仅认识和同情怪物是不够的。观众不得不承认，银幕里的怪物可能就是他自己。
战后的核时代：环境、技术与外星怪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这一现实世界的恐怖行为，给日本以及恐怖电影界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作为回应，恐怖电影立即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如果说世界大战前的恐怖电影主要由普通人与内心的怪物战斗的故事组成，那么世界大战后的恐怖电影，则主要是由新技术带来的威胁下的社会所组成。
随着世界陷入冷战，数以百计的科幻恐怖电影开始质疑人类保护地球、抵御环境灾难与核灾难、防止入侵的能力；以及发展过快，导致的自我控制的能力。银幕上出现了新的怪物：从外星人到地下闹鬼的电影院，成群的超大且危险的啮齿类动物、昆虫、神秘生物、含毒废料的怪物从虚构作品中出现并肆虐。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有一个相同的基本前提：狂热的人类创造或无意中发掘了某些凶恶怪物，人类必须想办法在不造成危害地球的情况下将它们摧毁。
1954年的《黑湖妖潭》（Creature from the Black Lagoon）是20世纪50年代最受欢迎的生物电影，可以说是环球电影中怪物家族的最后一部。它作为一种过渡性叙事，情节让人感觉回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亚马逊探险，但仍然传达了一个关于环境过度开发的警示故事。
《黑湖妖潭》（Creature from the Black Lagoon）以其怪兽的水下能力惊艳观众的同年，日本通过创造一个新的怪兽来处理深不可测的灾难悲剧：哥吉拉（Gojira）（1954），又名哥斯拉（Godzilla）。其直接表达了日本的核焦虑：哥斯拉是受到氢弹试验的干扰后，从深海爬出来的一条后核时代的龙，它在地面行走，并拥有了奇怪的原子力量，包括释放大量辐射的能力。
哥斯拉是一个奇怪的恐怖反派，因为它并不总是反派。它既体现了从核战争幸存下来的国家对核战争的恐惧，也体现了人类可以克服哥斯拉的暴行并从中建立美好东西的希望。
如果说日本从核怪兽那里创造希望，那么好莱坞则忙于从外星人入侵和科技怪兽那里制造恐惧。大多数原子时代的怪物都不是人类，田园诗般的城镇和幸福的孩子们，人们生活在过于田园诗般的幸福之中——越来越多的人们对现代化和郊外的风景产生不安，由此改编的恐怖片悄然进入了大银幕。
1956年的情节电影《坏种》（The Bad Seed）讲述了一个天使般可爱的女孩在郊区疯狂杀人的故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催生了若干部儿童连环杀手电影。与此同时，1960年的《魔童村》（Village of the Damned）大胆地想象了一个满是儿童连环杀手的小镇，开创了恐怖的儿童经营村庄的历史先河，从《玉米田的小孩》（Children of the Corn）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星际迷航》第三季第4集。这些影片综合了十年来人们对科幻电影核灾难、外星人入侵的痴迷，以及其他更广泛类型的战后不安：对现代女性及其新的解放意识的不安，对无拘无束的性的新时代的不安，以及对郊区本身的不安。这些主题在未来几十年里变得日益尖锐。
反主流文化的崩溃：性心理和神秘学

如果50年代的恐怖电影专注于战后的社会修复，那么可以说，某部1960年的电影会戏剧性地将注意力转向另一个方向。在希区柯克的电影《惊魂记》（Psycho）中，一位举止温和的盗用公款者，她自以为在盗窃成功之后，可以安全的，但当她在一家空置的路边汽车旅馆休息时，却陷入了一场真正的噩梦，成为电影史上最著名的连环杀手之一的受害者。
安东尼·珀金斯(Anthony Perkins)饰演的诺曼·贝茨(Norman Bates)，拥有温和的言语和外表，在美国人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部分原因是他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连环杀手改编的，而且他给那些还没有意识到现实世界中存在连环杀手的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他独特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亦称：恋母情结），引发了对连环杀手和性变态者持续不断的文化迷恋。这个角色开创了一个时代——怪物与超自然元素、技术灾难无关，而是源于人类内心的肮脏。


《惊魂记》（Psycho）的公开离经叛道似乎揭开了美国人的内心邪恶，比如将恐惧从沉闷的鬼屋转移到破旧的路边陵墓，或者他们内心隐藏的秘密，《惊魂记》（Psycho）开启了一个性心理恐怖的新纪元。通常，就像《邪屋》（The Haunting）（1963）和《无辜的人》（The Innocents）（1961）等改编自中篇小说的杰作一样，主人公经历的恐怖很可能都是她脑海中的想象。无论神秘现象是真实存在，或是想象出来的并没有区别，因为随之而来的灾难令人感到太真实了。
1968年，在严格审查上映电影内容的好莱坞《海斯法典》(Hollywood Hays Code)终结之后，恐怖电影立刻变得更加血腥。如果说世界大战前的半人怪物是心理疾病和社会疾病的隐喻，那么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类怪物则包含了直截了当的堕落与暴力。1978年《月光光心慌慌》（Halloween）中的麦克尔·麦尔斯（Michael Myers）和1974年的《德州电锯杀人狂》（The Texas Chain Saw Massacre）中的疯狂的杀手皮脸（Leatherface）仍然是隐喻，代表着从性解放到越战时期的一切焦虑，他们在焦虑中杀人。被称为“giallo”的一系列意大利性心理惊悚片推动了这一趋势，为 “杀戮者”这一亚流派铺平了道路。1974年强烈的女权主义电影《黑色圣诞节》（Black Christmas）是这一亚流派的开端，而1978年著名的清教徒的《月光光心慌慌》（Halloween）成为这一亚流派的主流。
随着精神疾病越来越多地促进了恐怖电影，人们对终极超自然邪恶，魔鬼的恐惧重新燃起。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尤其是1969年曼森谋杀案之后，受反文化的鼓舞下，恐怖转向了对神秘的探索。1968年《罗斯玛丽的婴儿》（Rosemary's Baby）和1973年《驱魔人》（The Exorcist）在文化影响方面为撒旦打出了连续打击，引发了观众对恶魔的信仰，为80年代的撒旦恐慌(Satanic Panic)铺平了道路。这些电影也是对现代性导致的“精神分裂”的写照——这是50年代恐怖片对郊区提出的问题的自然演变，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类问题不断加深。

《惊魂记》的公开离经叛道似乎揭开了美国人自身的内心邪恶，将恐惧从沉闷的鬼屋转移到破旧的路边陵墓，并开启了一个性心理恐怖的新纪元。

“9•11”事件之前：现代文明无法保护你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恐怖电影已经深入到了可怕的“他者”的深处，比如：潜在的世界末日和核战争的恐怖，以及掠夺我们灵魂的超自然实体。在每一个时代，社会学的恐怖来源在不断演变：美国的现代性，以及居住在其中的无知白人。1968-1985年的乔治·A·罗梅罗（George Romero）的僵尸三部曲，和1982年的约翰·卡彭特（John Carpenter）的《怪形》（The Thing）等电影暗示了现代文明提供给我们的脆弱保护的幻觉。大部分这些电影中都谈到了经济焦虑：如果资本主义在80、90年代达到高峰，那么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就是关于资本主义无法保护我们的故事。
《大白鲨》（Jaws）(1975)最棒的一点就是它清晰地反映了这一主题：剧情基本上是一条鲨鱼对抗整个岛屿的旅游经济。最后的比分是：资本主义：0，鲨鱼：1。大自然与人类文明和谐共存的幻象一旦消失，就没有什么能把它复原，任何措施都无法保护你。
《大白鲨》（Jaws）的经济焦虑在那个时代的典型道德故事中变得更加明显：罗梅罗丧尸三部曲的第二部，《活死人黎明》（Dawn of the Dead，1978），该片以其幸存者在商场躲避僵尸末日而声名大噪，这是资本主义过度发展的象征，而电影将真实的创伤渲染得既肤浅又可笑。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这个主题已经变得非常普遍。即使1984年的《小精灵》（Gremlins）也是如此，这部有趣的恐怖喜剧讲述了一群可怕的妖精般的生物在小镇上肆虐的故事，超自然生物摧毁了从红绿灯到百货商店的一切社会基础设施。


除了将自然、超自然与世俗社会相对抗之外，这个时代的电影还暗示着灾难性的恐怖可能随时发生，从1984年《猛鬼街》(Nightmare on Elm Street)中弗雷迪·克鲁格(Freddy Krueger)的梦境入侵，到1997年《趣味游戏》(Funny Games)中两个野蛮少年的虚无主义血战。1999年的电影《女巫布莱尔》(the Blair Witch Project)中，三个注定要失败的学生之一，希瑟(Heather)在一行人进入北卡罗来纳州森林的路上说：“如今在美国迷路是很难的。”尽管他们的营地装满了补给，他们成长在现代文明的优越和娇惯之中，而且他们当时似乎靠近美国中部。所以没有什么能成为他们进入森林做好准备的理由。他们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没有人能帮助他们，很快，就完全迷失了方向。
如今，《女巫布莱尔》(the Blair Witch Project)被视为无数可怕的“旧片重制（found footage）”电影的鼻祖。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它成为恐怖电影行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对恐怖电影的另一个贡献就是给千禧一代的三人组，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他们拥有90年代所能提供的一切安全网和与文明的联系，他们很快意识到，再多的现代舒适感也无法将他们从对未来的恐惧中拯救。
2017年，The Faculty of Horror播客的联合主持人亚历克斯·韦斯特（Alex West）在接受Vox采访时，说《女巫布莱尔》(the Blair Witch Project)填补了通往新千年的道路上的一个巨大缺口。
“这涉及美国的郊区、我们与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关系、以及旧世界渗透到我们世界的威胁，”韦斯特说。“《女巫布莱尔》(the Blair Witch Project)讲述了这样一种观念：尽管我们拥有现代性，但个人和群体仍然可能莫名其妙地消失，并再也找不回来，而现代文明本应保护我们免受伤害的。”
回想起来，这一切都像是一个导致社会崩溃的不幸主题。当然，这正是我们未来前进的方向。
9•11后：灾难性的破坏和我们的反应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恐怖片作为一种电影类型和世界上某些战乱地区一同分崩离析。这种叙事再次充满了世界末日和虚无主义的动荡。如果说9·11之前的恐怖电影《女巫布莱尔》(the Blair Witch Project)的威胁使人们可能迷失在地图之外，并陷入危险，那么9·11之后的恐怖电影的威胁就是人们手中压根就没有地图——从来就没有。今天，恐怖片的特点是，整体色调向混乱的虚无主义、现实主义、失去纯真和探索社会主题的故事转变。由此产生的许多影片都具有明显的实验性与突破性，最终为该类型电影带来一个全新的“黄金时代”。
尽管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主流文化对恐怖电影的认知主要依赖于旧片重置，但事实上，这些故事充满了对传统恐怖套路的重新诠释，并令人大开眼界。恐怖片越来越少地涉及超自然幻想，更多地与现实生活问题有关。

《女巫布莱尔》(the Blair Witch Project)项目表明，尽管我们拥有所有的现代性，个人和群体仍然可能莫名其妙地消失，再也找不回来。—亚历克斯·韦斯特（Alex West），影评人。

即使2002年的《惊变28天》（28 Days Later...）和2006年的《潘神的迷宫》（El laberinto del fauno）的怪物类型电影中，现实世界的恐怖仍然是恐怖片的核心。那些被严重错误地贴上“性虐待”亚类型的标签，以及被称为“法国新极端主义”或“新极端主义”的法国恐怖亚类型，利用对创伤的探索，为深度实验性、残忍和具有挑战性的恐怖片提供动力，这些恐怖片往往用于解构针对女性的暴力。从2009年的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的实验性《反基督者》（Antichrist）到2009年迪亚布罗·科迪（Diablo Cody）的《詹妮弗的肉体》（Jennifer's Body）等黑色喜剧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每部电影都探讨了恐怖片在现实世界中的作用，包括它与哀悼、失落和暴力的关系。


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可能是2008年极其暴力的法国电影《殉难者》（Martyrs），这是一部让你忍而不看的电影。《殉难者》（Martyrs）要求你不仅要接受可怕的暴力场面，而且要把它们视为一种不连贯的创伤生存叙事，这种叙事有时因必要而不连贯。这部电影既表现了暴力如何给受害者留下永久的伤痕，也表现了虐待和暴力是如何循环往复的。这使它成为一部非常痛苦但非常感人的电影，成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恐怖电影之一。
我们很容易将现代恐怖片解读为，一种我们固恋世界末日的感觉。21世纪许多优秀的恐怖电影把人物置于这样的场景：一切似乎都在瓦解——所有文明和社会秩序，家庭和社群结构，乃至理性和现实本身的逻辑。
这种存在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当社会和文明令我们失望时，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像《街区大作战》(Attack the Block)(2011)和《黑夜造访》(It Comes At Night)(2017)这样的电影，通过挑战传统的“他者”叙事方式，明确地解构了经典的恐怖电影主题“他者”，并检验了当叙事框架发生转变时会发生什么。
这些想法在乔丹·皮尔（Jordan Peele）2017年的大热电影《逃出绝命镇》（Get Out）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部电影借鉴了郊区恐怖片和反乌托邦的主题，用喜剧手法让观众解除戒心，再把他们吸引到受过良好教育的新英格兰上流社会，这类地方对一般恐怖片主角来说通常是“安全”的，而一般的恐怖片主角也不是黑人。当我们的主人公克里斯（Chris）发现自己正处在一场可怕的优生学阴谋中时，创伤不仅仅是情境性的，更是一则寓言，讲述了一个文明与系统性种族主义起源故事斗争的集体世代创伤。
与《逃出绝命镇》（Get Out）一样，很多现代电影将经典恐怖题材的元素融入了其他类型的叙事中，从2017年的生态恐怖剧《第一归正会》（First Reformed）到2020年的关于复仇的女权主义电影《前程似锦的女孩》（Promising Young Woman）。这类电影反映了它们在表达主流社会关切方面的日益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恐怖电影曾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流派，那么现在，它已经打破了界限，进入了叙事的其他领域，变得更加灵活。科学媒体Nautilus在2020年7月宣布，“恐怖片粉丝在疫情期间产生了对恐怖片更多的兴趣”，这不仅是对瘟疫恐怖电影的敬意，也是对恐怖片让粉丝能够在屏幕上外化他们恐惧方式的敬意。
事实上，恐怖电影似乎很有可能成为大流行时代的主要艺术流派——同时也是我们在当下这个灾变的时代表达不安的一种方式。

参考：
The horror century
什么是「现代性」？你如何理解「现代性」？
<hr/>小宇宙：@Alan的小站
Bilibili: @Alan_Lin0312
微信公众号：Alan的英语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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