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贾樟柯被禁的电影——《站台》

任卓

贾樟柯《站台》，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活标本。




这是20多年前，贾樟柯拍摄的有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故事。

改革开放前期，1979-1989，山西汾阳的一伙文艺青年，在时代大潮的推拥下，追寻梦想与爱情，苦苦求索，最终获取的却是一片残破，只落得时代列车呼啸而去，把自己抛在孤寂的站台。

“站台”是那个时代流行的一首歌——
长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

长长的列车，载着我短暂的爱

哦——孤独的站台

哦——寂寞的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

喧嚣的站台，寂寞的等待

只有出发的爱没有我归来的爱

哦——孤独的站台

哦——寂寞的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

贾樟柯说：“站台”是出发的地方，也是回来的地方，它与旅途有关，有一种疲倦而哀伤的生命感觉。”

影片就是把这首歌用镜头演了一遍。

2000年，《站台》获得第57节威尼斯电影节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2001年，影片获得第30届蒙特利尔国际新电影、新媒体节最佳编剧奖。

贾樟柯总是擅长以卑微的视角，讲述卑微人物故事。故事不必费心思去编，他就生长在贾樟柯的周遭，像影片里那个崔明亮，扮演者王宏伟就是贾樟柯的同学，他那浑然天成的人物造型，或许就是贾樟柯眼里的自己。






崔明亮那一副猥琐的屌丝男形象，正是从前那个时代千万青年的化身，与那个时代的你我分毫不差。

记忆中，我们曾有一个意气风发的青春年代，可展开贾樟柯记录的相册，我们才醒悟：我们的意气风发原来只是一地鸡毛。

记忆会骗人，会春秋笔法，其实，我们在那个时代的屌丝模样，就在我们的相册里，打开自己的毕业证，毕业照，呈现的正是惨不忍睹，只是，合上相册，我们就陷入另外一番想象。

穷陋，正是时代真相。那个时代，我们的人均收入，不及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穷，没法不屌丝。无论我们怎么打扮自己：穿上喇叭裤，留起自以为飘逸，实看上去邋里邋遢的长发，我们都改变不了那一副糟样。

然而，贫穷并没有限定人们的想象，人们内心的自尊与热望丝毫不减。






正统社会描抹那个时代的《小字辈》、《瞧这一家子》等昂扬向上的影片，跟贾樟柯的《站台》比，那都是粉饰，都是“别人”的生活，《站台》才是为“我们”而作，它真实到令人尴尬。

这样的电影看上去就不积极，不“正能量”，很自然地，刚一降生就被“查封”，当它在国际上赢得一片赞许，国人，几乎无人能看到这部片子。

现在，看这部片子，也一点不晚。

只是你要舍弃俗艳的电影趣味，要取跟贾樟柯一样取卑微的视角。

这样，你才能以正确的姿势进入那个时代。

那是一个渴望的年代，人们经受了几十年的贫穷困苦和无休止的政治折腾，渴望过上安定、富足美满的日子，港台，开始成为国民的向往，践行幸福从烫头，穿喇叭裤，听邓丽君歌曲开始。

“男人不流氓，发育不正常。”哥几个吭哧瘪肚地穿上现改的喇叭裤，仿佛就跟上时代潮流了。

工人阶级看不惯，崔明亮他爹说：刚给你们点自由，就搞资产阶级那一套！那个年代，对变革不适的，从市井陋巷到庙堂之上，都大有人在。

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黄金年代，为刘少奇平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被压抑几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难得的自由呼吸。对未来，举国上下空前向往。

那也是一个反复的时代，反精神污染，不分青红皂白的严打，社会经历一次次回潮。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老婆七八个，孩子一大堆。“文化叛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后来，中国出了一个王朔，算是对叛逆文化的一个总结性交代。






“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生于六十年代的人，荣承这一荣耀和期盼，后来成为共和国最有家国情怀的一代。

山西汾阳，成为贾樟柯展开画卷的背景墙。县城里的港台范儿，总是被赋予一种现实的荒诞意味。

张军手提录音机，身着粉色布衫，晃着身子在汾阳破旧的街上闪现的情景，让人很穿越。

县文工团，可谓是一朵时代奇葩，却也是当时农村文化的先锋势力，只可惜，改革开放没几年，他们就不得不下海，走乡串村自寻生路。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挥别的是丑陋不堪的县城街道。然而，那丑陋里却包含了旧有的一切情感。






就像崔明亮，满怀着与尹瑞娟生离的怅恨，开始茫无目的的游走。








那时的长途电话，不能直拨，需要拜托电话局接转，记得88年在拉萨，需要等一两个小时，才能打通沈阳的长途。影片中，游走在外的崔明亮好容易接通汾阳的长途，听到尹瑞娟一声“喂？谁呀？”，却一声不吭挂断电话，感情就是像干涸的河床上那涓涓细流，走着走着就没了。

那是一个爱情渐渐变得大胆放肆的年代，却也是一个警察可以随时查房的年代，青年男女同居一室，通常，总会招致警察半夜查房，他们或者把门敲得震天响，或者径直破门，拿不出结婚证，会有天大麻烦。






电影里，“非法同寝”的情侣张军和钟萍被分开审问，各个击破，郑重得像办大案要案，非要审出问题才算。这种办案无关社会安全，却足以摧毁一对年轻男女的爱情，就像张军与钟萍，原本就不坚固的爱情，经过这一番“盘查”，也就散了。






尹瑞娟身着税务制服骑摩托在县城穿街过巷，崔明亮在奔赴他乡的大篷车上颠沛流离。在穷简鄙陋的乡村，年轻人的生命线交织又分开，命运的波流把他们挤到一起，又推散开。伴着那个年代的歌，《是否》一切都是命注定？像是，又不全是。

崔明亮、张军等人不断跟随年月改变发式和装着款式，在偏远的山西西部，追赶港台的时尚。或雅或俗的艺术，在贫瘠的乡村，在尘土飞扬的矿坑口，乡村艺人挂着“深圳电声乐团·霹雳柔姿”的羊头，在矿井的坑口，在村镇高耸的烟囱旁，卖力地叫卖着。

她们会在简陋的办公室就拉开架势，毫不做作，自然流畅。






但，常常，他们费尽力气也不能把自己卖出去。

窘迫困苦，一直伴随着这伙跟艺术有些血缘的男男女女。

美剧《老友记》的主题歌词，正是他们生命镜像的写照——

没人告诉你生活会是这样

你的工作是个玩笑，你一文不名，你的爱情如昙花一现

就像开车的时候总卡在二档

这一天、这一周、这一个月，甚至这一年你都很倒霉

没有人可以了解我，没有人可以看透我

……

作为外景地，汾阳，是一个朴实到泥土里的县城，贾樟柯在故乡回望的时候，是何等疏离恍惚？令人好奇。

那里的乡亲一定想象不到，那个成天在灰突突的汾阳街道上记录的贾樟柯，某一天，会成为影响世界的导演。

汾阳的旧城墙蛮有味道，既然2000年还在，该是保留下来了吧。






八十年代，原本是我们感觉最好的年代，透过贾樟柯的镜头，人们发现，那也是一个梦想最多，失落最多的年代。

跟这个世界，跟这个“大时代”，小人物一直会错了意，他们自以为抓住了时代，其实时代一直对他们很漠然，就像崔明亮之于尹瑞娟的爱情，钟萍之于张军的向往，最后要么是一片枉然，要么，即使得到了，也根本不是原本自己想要的模样。






影片末尾，崔明亮仰躺在沙发上，任凭生活的噪声像火车的嘶鸣，不再企盼，不再焦灼，不再向往，只做行尸走肉。

一直巴望着时代列车把自己捎上，但最终，崔明亮也只有在站台张望的份，我们呢？何尝不是？

贾樟柯的功力在于，一开始，你以为在看别人的笑话，后来发现，那被展览的人，越看越像自己。